昌宇
在炮火连天、烽烟四起的抗日战争中，凭借独特的地理、交通、政治条件，继长沙之后，桂林迅速成为当时中国西南的文化中心和著名的文化城，短期内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热血青年和文化人士，他们用文化吹响了战斗的号角，用艺术点燃了抗日的激情。湖南美术出版社推出的83岁老作家杨益群的《桂林！桂林！中国文艺抗战（上、下）》，以恢宏的体量为我们揭开了这段尘封的文艺抗战史。打开书页，跟随作者穿越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峥嵘岁月，眼前赫然出现了西南剧展舞台上挥舞的刀光剑影，耳畔仿若再一次传来漓江畔响起的抗战歌声。
全书共70余万字，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桂林文艺抗战时美术家的个案为主，下册则系统、全面、深入地整理和研究了47位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出版家等其他文艺精英为抗日救亡在桂林开展艺术斗争的活动，讲述了他们在艰难环境中如何坚守信念，用文艺作品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的感人故事。
戏剧舞台上闪耀“长沙双雄”
1938年至1944年，在这特别的6年间，桂林城里掀起了形式独特的抗战——文化抗战。齐聚在桂林的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欧阳予倩、陶行知等上千名知名文化人纷纷加入战阵，他们举办西南剧展、组织文艺演出活动、出版发行书刊……桂林城中的每一个文化名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讴歌，为民族复兴呐喊，出现了桂林抗日救亡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
彼时的戏剧界，同为湘籍的剧作家田汉与欧阳予倩双星闪耀，书写了动人的篇章。1941年，田汉率南国社历经艰险辗转来到桂林后，将《秋声赋》《再会吧，香港》等剧作化作刺向敌人的锋利匕首。书中特别收录其“刀丛觅小诗”的珍贵手稿照片，那些密密麻麻写在皱褶香烟盒上的诗句，字里行间浸透着硝烟与墨香，生动见证了戏剧家如何在敌机轰炸、物资短缺的困境中坚守精神阵地。欧阳予倩则另辟蹊径，在“广西省立艺术馆”（当时名）创办戏剧讲习班，系统培养戏剧新人。他亲自改编并指导的《木兰从军》融合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元素，将抗战与卫国深植其间，连演三十余场场场爆满，激发出民众磅礴的爱国热忱。这位曾留学国外的艺术家，每日以糙米咸菜果腹，在生活和艺术方面，始终坚持与学员同甘共苦，本着“嚼着菜根做精品”的创作方式，抗战期间，他还创作出《梁红玉》《桃花扇》等经典，生动诠释了桂林文艺抗战“土洋并蓄、雅俗共赏”的特质。
出版界日夜加印《论持久战》
出版界的抗战故事同样精彩。秦似主持的《野草》杂志不仅刊载进步文学作品，更巧妙地在每期刊物中夹带抗日宣传页，这些薄薄的纸片如同精神火种，在读者间秘密传递。华嘉负责的《大公报》桂林版则突破新闻常规，连续数月以整版篇幅刊载战地记者发回的通讯报道，将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场景呈现给广大民众。桂林地下党领导的印刷厂，工人们日夜加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将抗战的薪火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些鲜活的细节如拼图般渐次展开，勾勒出桂林作为战时文化兵工厂的完整图景。虽然听不见枪炮轰鸣，但文人学者、编辑记者和印刷工人用智慧与汗水，让每一页纸张都化作射向敌人的子弹，每一滴油墨都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血液，在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场上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防线。
女性在艺术与文学上抗敌呐喊
美术家的抗战同样令人动容。徐悲鸿在书中被称为“慈悲的苦行者”，他创作《漓江春雨》时特意在画中嵌入象征抗战的鹰隼。李桦的版画《怒潮》组曲，每幅作品都像一把刻在木板上的刺刀。这些艺术家常在防空洞里借微弱烛光作画，黄新波甚至将刻刀别在腰间，警报声中仍坚持创作。文学家的笔墨同样锋利，巴金在书稿中记录了他与鲁彦创办《救亡日报》的艰辛，那些写在毛边纸上的社论，后来被读者偷偷传抄当作传单。书中，还浓墨重彩地记叙了女性文艺家的抗战风采。郁风不仅用画笔创作《女战士》系列——这些作品以刚劲有力的线条勾勒女兵们坚毅的神态，更组织妇女识字班，用知识武装同胞。华嘉在丈夫牺牲后强忍悲痛，白天排版校对，夜晚撰写社论，用柔弱肩膀扛起《救亡日报》的运转。她们用艺术与行动，深情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担当。
综观这部厚重的作品，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赫赫有名的文艺大家，而是书中普通艺人的群像。在抗战的大后方，无数文艺工作者挑灯夜战，保质保量地生产着优秀的文化产品，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他们为换防下来的士兵表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为寒风中伫立的百姓演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真挚的家国情怀，一次次激起了劳苦大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无怨无悔的奉献与坚守，正体现出桂林文艺抗战的精神内核。当山河破碎之际，只有将舞台化作唤醒民众的阵地，用激昂的艺术生命铸就不倒的精神丰碑，才能用坚韧的文化力量，书写出华夏大地不屈的民族脊梁。
抗战胜利八十年后的今天，桂林文艺抗战的群像已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定格成永恒的剪影。擦拭这座丰碑，重读这段血与火淬炼的文化史诗，仍能触摸到那些滚烫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