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29日，一条公益短信将“时代楷模”王戟的名字送入公众视野，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网络热搜，这位“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可，一个人究竟要被多少双眼睛看见，才算真正被认识、被了解？
母亲的目光、妻子的守望、同事的并肩、学生的追随、邻居的挂念、医生的叮嘱、机场工作人员的默默相助……这些来自不同角落的注视，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尊雕像，而是一个有温度、有韧性的生命。透过这些目光，我们才真正看见了他。
而，一个人被看见的最终意义，或许不在于被多少人仰望，而在于他的光，是否照进了另一些人的路。
母亲刘桂枝
1969年11月，我的儿子王戟出生于上海。要取名字时，我首先想到了“戟”——中国古代战场上冲锋的复合型兵器。孩子的父亲欣然赞同：“好！戟者，国之利器也。”
“执干戈以卫社稷”，这个承载着报国厚望的名字，注定了我的儿子王戟与国防事业的一生羁绊。
“人身上什么东西，别人拿不走？”这是我从小问儿子的问题。他那时候还小，愣在那儿答不出来。我轻轻点了点他的小脑瓜，说：“是脑子里的知识。”
儿子好像听懂了。从那以后，他学什么都快。在我的悉心教育引导下，他仅用2年时间就学完小学课程。
后来他考上了国防科大，再后来当了教授，但他骨子里的东西一直没变——做就要做到最好，而不是得过且过，人云亦云。
2013年，他生病的事瞒了我3个多月，当时我一直在家照顾瘫痪老伴。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脱离危险了。儿子病后第一次跟他通电话，我紧紧握住话筒，深吸一口气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身残志坚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妈，我听你的。”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儿子的声音一如往常。
“听妈的，妈就放心了。”放下电话，我久久地坐着，泪流满面。我知道，儿子心里那口气，提起来了。
后来有人问我，哪来那么大信心？我说：“只要他脑子没坏，就一定能站起来。”可我心里清楚，儿子能活下来，靠的不只是他自己。那个深夜，学校领导赶到医院恳切地对医生说：“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
“王戟的命是组织救回来的。”我对每一个人说，“如果没有学校和医院的全力救治，我儿子早就没了。”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工作做好。怎么报答组织，都是应该的。”我经常这样对儿子说，儿子听进去了，他又“站”起来了。
一次，我推着轮椅送准备出差的儿子下楼。看到我落下眼泪，儿子说：“我总要面对嘛。我感觉很充实，这不是很好吗？”
这个儿子，从小不用我操心。现在，更不用了。
妻子黄春
我是他的师妹，我们因“天河”结缘。
结婚的时候，我们请了半天假去领证，路过一家饭馆简单吃了个午餐，下午便赶回单位加班。没有婚礼，没有蜜月。一个月后，“银河-Ⅲ”正式通过验收——那是我们最珍贵的结婚礼物。
但命运的巨变猝然而至。2013年1月23日凌晨，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破裂。那个深夜，医院走廊的灯光惨白，手术同意书上的字密密麻麻。医生站在对面，交代着风险——“死亡率高达20%”。
我捏着那支签字笔，指尖冰凉，笔尖抵在纸面上，却怎么也使不上劲，手抖得厉害。
回到家，两岁多的女儿睡得正甜。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无边的黑暗，想到瘫痪的公公、病危的丈夫，泪水汹涌而出。
那个夜晚，我用力擦去泪水，对自己说：“让悲伤尽情来吧，但要尽快过去。这个家，不能倒。”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哭过。半年间，147天的重症监护，10余次手术，几十次病危通知。每一张风险单，都是我签的，我的手从颤抖到沉稳。
王戟醒来，第一眼看见的，是我俯身时温婉的笑容。“王戟，你醒了……”我轻声唤着，仿佛他只是睡了个长觉。
有人问我，那段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笑着说：“困难只是一时的。我的责任就是把家庭照顾好，把工作做好。”
4月初，刚做完创口止血术，他就躺不住了：“帮我把学生的论文带过来吧。”从此，病房成了他另一间“教室”。
2015年春节过后，他摇着轮椅，又出现在了校园里。我提醒他注意身体，一遍又一遍，可他哪听得进去。
重返岗位不久，他主动请缨牵头某国防项目。与此同时，我也成长为银河、天河系统研制团队的中流砥柱，作为编译系统技术带头人，参与多个国家和军队重点型号工程。天河楼南北楼相距虽不过百米，我们夫妻俩却只有在食堂吃晚饭时，才难得碰上一面。对于工作，我们约定互不打扰。
同事们说我们“心大”。其实不是心大，是我们知道——爱家的方式，就是一起把国家的事干好。
同事唐玉华
1984年，我担任助教，第一次见到王戟。
每次谈起计算机，他的眼里都闪着光。编译理论和数理逻辑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他总是坐在教室前排，上课时积极提问、求知若渴。
后来他成了我的同事。我看着当年那个“小家伙”长成了学科带头人，也看着他的生命被按下暂停键、重启键和加速键，但他的研究始终与国家的需求同频共振，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从未偏移。
王戟因为忘我而病危，闯过生死线后他依然忘我。2021年以后，他肾衰竭，每周三次透析，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还是最早到办公室的人之一。还记得，一次项目推进会，王戟一直追着合作方完成预定指标，双方从上午9点一直争论到中午。由于下午还有课要上，我给王戟打了一份盒饭便匆匆离开。后来我得知，到下午讨论结束，那份饭王戟一口没吃。
他在抢时间，命运也在抢他的时间。眼见这些年因为坚持高强度工作，王戟的身体愈发虚弱，我真的心疼无比。
他让我相信，有人真的可以把初心熔铸成信仰。
同事毛晓光
我们师出同门，都是陈火旺院士的学生。
作为师弟，当年我博士毕业论文3次开题失败，就火急火燎地找师兄王戟“支招”。师兄条分缕析，建议我往“混成系统”方向钻研。
在我的印象里，师兄“就像一部雷达”——他不仅能够敏锐地捕捉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更善于深入思考前沿进展未来将走向何方。师兄邀请我一起干时，“高可信”这个方向，国际上研究都不多，国内更是刚刚起步。
他做的高可信软件研究，是个冷门方向。论文发表难、成果产出慢、应用领域窄。很多人中途退出了，为什么我们能跟着他一干就是20多年？因为共同的信仰和使命——着眼国家和军队的需求，啃最难啃的“骨头”。
我们团队里，吵归吵，争归争——吵得再凶，出了实验室，照样一起撸串。这种“允许吵架”的传统，是师兄从陈火旺院士那里传承下来的。他说：“做学问不是比资历，谁对就该听谁的，要拿数据说话。”
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师兄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我感叹，他身体虽然这样，却还在一遍遍地去跟军队呼吁，要重视软件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而说到成就感，我们团队做的很多任务是不能说的，一个字都不能说。其实，即使能说，也难说清楚。
同事陈立前
在我的求学阶段，作为他的学生，我记得，王戟老师总是提前到达教室，以便跟学生多沟通。印象中上数理逻辑课时，王老师总揣着一个记满公式的本子，课前把课本推导重演一遍，课后习题亲自做一遍。
“不然被学生问倒了怎么办？”王老师的这句话，让我恍然大悟，“做高可信软件研究，容不得半点投机取巧。我们要做的，是把‘可能’变成‘必然’。”
我至今难忘一件往事。刚读硕士时，王老师交给我一本出版不久的国外学术专著，要我用一年时间认真研读。我依言照办，后来撰写博士论文时从中获益匪浅。更令我没想到的是，10年过后，那本专著的作者摘得了有“计算机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图灵奖。
“王老师当时是怎么看出来的？”每每提及此事，我总是敬佩不已，也由此深深地记住了王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只有站上高山，才能看到更高的山；只有做前沿的科学研究，才更容易发现前沿。
前沿在哪里？在王老师眼中，它不只是学术上的新概念，还是国家和军队战略层面的新需求，二者紧密结合，才是“值得研究的研究”。
（下转T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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