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声：经方视角的中医科学性｜漫谈中医②

　　李平

　　自打西医传入中国，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质疑，就没停歇。民国时期，中医甚至几乎被取缔，之后，中医、西医孰优孰劣的辩争，也是不绝于耳。现在也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医的取象比类思维，多为主观臆测推理，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仍需进行现代科学的实验研究，似乎不能被现代科学证实，即使有效，也不能算科学。中医名家陆广萃曾谈到一些著名人士对中医的评论：梁启超曾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喻人”，似乎颇为无奈。

　　我也常听到病人这样的疑问：“中医见效慢，是不是因为不科学？”或者“中医讲阴阳五行，听起来像哲学、玄学，能治病吗？”这些疑问，背后是中医西医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模式、思维模式的碰撞冲突。结合两位现代科学巨擘的观点，聊聊中医的科学性。

　　实效为根：效如桴鼓的临床验证

　　俗语云，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评判任何一门技术或学问，最根本、最朴素、最简单的出发点，是看它有没有实用价值。治病救人的医学，尤其如此。庇佑中华民族生息繁衍数千年的中医，尤其是其中历经千百年锤炼、昉于《神农本草经》的“经方医学”，其科学性的第一个基石，便是其临床的有效性。

　　所谓“经方”，通常指的是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经典中记载的方剂。这些方子不是某位古医大师在书斋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无数先辈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经“屡试屡效”后沉淀下来的精华。经方应用，讲求“方证相应”，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所谓的“证”，不是简单的单个“症状”，比如头痛或发烧一个症状，而是一组有内在关联的、能反映身体整体失衡状态的症候群。当这个特定的“证”出现时，使用与之高度对应的“方”，就能“效如桴鼓”——就像用桴槌敲鼓一样，一敲就响，立竿见影、覆杯而愈。

　　例如，一个感冒病人，如果表现为发热、怕风、汗出、脉浮缓这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症状群，这可能对应“桂枝汤证”；而如果表现为发热、怕冷、无汗、身体疼痛、脉浮紧等，则可能对应“麻黄汤证”。虽然都是表现为感冒，但因“证”不同，医生开的方子就截然不同。这种精准的对应关系，是建立在无数次临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总结之上的。因此在临床中，只要患者是桂枝汤证，经方医家就处方桂枝汤，只要是麻黄汤证，就处方麻黄汤，而且屡试不爽，这种来自长期、大规模人体实践检验的高度可重复的有效性，难道不是最硬核的科学吗？所谓科学，不是仅停留在纸面的理论公式，而必须是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知识体系。中医，首先是在中华民族这片土地上，进行了长达两千多年、样本巨大的临床试验，其有效性、可重复性是历史筛选的结果。经方医学远播海外后，经方研究在海外多国蓬勃兴起。

　　客观为本：唯象科学的先见之明

　　中医是典型的归纳总结学科，其临床实践得出的“知其然”结论，不可用解析演绎的逻辑方法来验证其理论的“所以然”，中医的科学性，就在于其客观且唯象，毫无人为的主观臆断成分，这恰恰与现代系统论和“唯象理论”的观点不谋而合。例如，经方以黄连治热性腹泻，以干姜治寒性腹泻，粗通医理者，虽不能以现代科学的知识来理解或说明其生化机理，但并不影响其使用二者分别治疗热性腹泻、寒性腹泻的有效性，现在是如此，两千年前也是如此，两千年后将还是如此。

　　人们认识世界，总是从直接的经验开始，再经过思考加工。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洞察所有微观机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的“唯象学说”，就深刻阐述了这一认识规律。他认为，在解释复杂现象时，可以暂时不追究微观原因即“所以然”，而是先通过对可观测现象进行经验总结和概括，得到基本规律，即“知其然”。从系统论的观点看，面对人体这样一个极端复杂的“巨系统”，如果我们事无巨细地非要先搞清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的相互作用，再去治病，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而唯象方法，是一种实用的、高效的建模方法：它根据系统的宏观表现（症状、体征），直接建立模型（辨证），并找到干预方法（治则、方药），而不必立即纠缠于其内部微观的、复杂的生化机制。

　　钱学森在《建立唯象气功学》（《自然杂志》，1986年05期）一文中曾坦言：“目前除了庞大的现代科学体系的结构外，还存在很多实践经验的总结……这种没法子用语言说明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中医当中类似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唯象的学问又比经验的学问向前走了一步，它比较系统……什么叫唯象科学？就是只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一旦从整个现代科学体系的大道理上知其所以然，就上升到现代科学了，但唯象科学是第一步，必不可少的一步。”

　　诺贝尔奖得主、现代物理学泰斗杨振宁先生也指出，物理学的发展，往往也是从建立唯象理论开始，先利用唯象方法建立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再形成较完整的理论架构。我认为，《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条文所列的人体1100余种症状就是“象”，270余首经方的161味药物的四性五味也是“象”，这是千百年来，成千上万医家总结出的中医治病的“基本规律”，是经方医学的“知其然”。当出现发热、汗出的太阳中风证时，则对应使用桂芍姜枣草5味药以解表；当出现发热、无汗的太阳伤寒证时，则使用麻杏桂草4味药以发汗。这种“有是证，用是方”“有是证，用是药”的一一对应关系，一经千百年、亿万次临床观察和总结而建立，则完全可重复和验证，百试而不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种特定症状对应特定方剂的方证对应“模型”和诊疗理论，难道不正是唯象“数学模型”“物理模型”和唯象理论吗？

　　李婷、陈晓东在《中医学唯象理论的思维方式及考辨》中也认为，“中医学是一个唯象理论体系……使得中医的诊断对象不是疾病，而是人……其结论不是某种病菌或病毒，而是人体生命活动平衡的偏离所表现的象”。人体患病的所有症状，通过四诊而为医者所得，这些症状从患者至医者而成为“象”，是客观之真实；而中医方剂药物四性五味之“象”，亦是医家临证千百万次经验与教训之客观记录和总结提炼。所有的这些“象”，均有客观事实之依据，没有一“象”是悬空推论而得，这就是经方医学诊断准确、疗效确切的根本原因所在，其“象”的客观真实性，决定了其诊疗的科学性——有效及高度可重复。

　　尽管经方医学创立者、继承者和发扬者，并不知晓现代的所谓唯象理论学说，但他们一代接一代地不断通过临床的观察、实践和记录，总结出单方单药的性味和对应主治症状群，进而创制出对应更加复杂症状群的复方方剂，在不自觉中践行和丰富了唯象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放眼顾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方医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典范的唯象科学。

　　诚实为知：知不知是为知

　　中医特别是经方医学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其坦诚的认知态度上：重临床实践的“知其然”，而非强求理论的“所以然”。

　　经方名家胡希恕在《胡希恕伤寒论讲座·引言》中说：“由于那么早，所以中医辨证施治这种东西不是在某一基础理论上演绎出来的，它绝不像今天西医那样……只能在人身的反应上，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证候……经过多少个人体，很长一段时间，逐渐地观察，逐渐地实践，他（古人）也在疾病上看出了一些规律……所以中医的发展，不是一个时代，更不要说某一个人的成就。无论是伊尹，或者张仲景，都不可能一个人完成这么个东西。它（中医）从经验来的，所以中医学简单地说，就是经验医学，就是疾病斗争中搞出来的一套东西。”中医经方历经千年，积累了海量关于“什么病、用什么方、会有什么效果”的“知其然”知识。它诚实地承认，对于很多疗效背后的深层机制即所谓的“所以然”，因古人受限于时代条件，无法完全阐明，但这并不妨碍它有效地指导临床。《论语》有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一种最高的认知智慧，亦正如钱学森所言，经方的唯象科学是通向现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在没有或者无法利用所谓科学的手段分析药物的物理、化学性质，无法了解疾病症状形成的生理、病理原因，那就绕开“它”，绕开“所以然”而“知其然”，这不正是我国古人的智慧和伟大之处吗？现代科学及其手段不能证实和解释经方方剂的卓越疗效，也恰恰说明祖国经方医学，至今仍是世界其他医学未曾跨越、甚至无法比肩的医学高峰。不能证实经方医学，不是经方医学的错，更不能说明中医的落后，而只能印证今日科学之“无能”也！中西结合，不能衷中参西而削足适履，痛哉哀哉！面对“中医黑”而不敢回击，呜呼，我泱泱大国中医的文化自信何在，理论自信何在？

　　整体为观：望闻问切的诊疗智慧

　　中医的科学性，还在于其辨证的全面性和治疗的整体性，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通过望闻问切进行全面诊断，从而给出整体的治疗处方。经方医家见病者腹泻，必通过一切手段和方法，确定病者是热性腹泻还是寒性腹泻，从而决定是用黄连类或是用干姜类。

　　与现代医学往往针对单一症状进行靶向治疗不同，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当一位患者主诉腹泻时，经方医家不会立即止泻，而是通过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全面收集信息，望诊不仅观察舌苔（例如，苔黄腻提示热证，苔白滑提示寒证），还包括面色、神态甚至指甲的色泽；闻诊注意气味与声音；问诊细致到口渴程度、喜饮温度、腹部感觉、小便颜色等；切诊则通过脉象判断病势深浅。这种多维度的信息采集，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诊断体系。

　　同样是腹泻，在中医看来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疾病状态：热性腹泻如同体内燃起一把火。患者可能泻下臭秽、肛门灼热、口渴喜冷饮、小便短赤、舌红苔黄。这种“火”需要清热，所以选用苦寒的黄连等药材，如同为过热的机体打开一条通道，让热邪有出路。寒性腹泻则像体内变成了冰窖。患者可能泻下清稀、腹部冷痛、口不渴或喜热饮、手脚不温、舌淡苔白。这时需要温中散寒，所以选用干姜等温热药材，如同为寒冷的身体升起一炉火。

　　这种整体辨证思维，展现了中医的全面诊疗观——它不满足于表面症状，而是致力于寻找症状背后的根本原因。它不局限于“杀菌”或“止泻”，而是着眼于恢复人体整体的平衡状态。这种整体调节的思路，与现代科学中的系统论不谋而合。人体是一个复杂巨系统，任何局部问题都与整体状态密切相关。就像一位聪明睿智的园丁看到树叶枯黄，不会只想着给树木修枝去叶，而是会去检查其土壤、水分和根系。

　　扶正为要：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

　　中医科学性的另一个体现，是其诊疗的深刻哲学理念：医学诊疗的核心要义是必须注重内因，是提升患者的人体正气即所谓的自愈能力，而非单纯以药物对抗病邪，与现代西医的对抗治疗医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疾病的发生，不仅是外邪（如细菌、病毒）入侵的结果，更是人体内部“正气”不足或失调，给外邪以可乘之机。因此，中医治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杀灭”病邪上（对抗性治疗），而是更侧重于“扶助正气”，通过调整人体内环境（气血水食的平衡），使“正气”强大到能够自行将“邪气”驱逐出去，这被概括为“正气驱邪气”。

　　无论是外部刺激，抑或是内部刺激，人体所谓正气必作出反弹而奋起斗争，争斗的表现，即为人体疾病之各种症状。故经方大家胡希恕说：“人体受外来之邪侵犯，有抵抗之本能，即正邪交争。这是古人的一大发现，即人体受病，不是病邪自己在进展、延续，而是人体与病斗争，这种斗争的反应即症候。”]而人体症状或疾病，到底是因外部刺激还是内部刺激，则不被经方医学所看重和关注，或换而言之，其无能为力看重和关注，其更为看重和关注的，是人体刻下症状所构成的疾病状态。

　　经方医学的这种诊疗思想，完全符合“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基本哲学原理。同样的流感病毒袭来，有人感染，有人无恙，区别就在于每个人的“内因”——即正气的强弱。抗生素虽可以杀死细菌，但无法让一个虚弱的人变得强壮。而中医通过扶正，改善的是人体的整体状态和内在抵抗力，这种疗效往往更根本、更持久，且不会产生任何耐药性的毒副作用。因此，这种着眼于调动人体自身巨大修复能力的治疗观，是一种更高级、更具前瞻性的医学思维。

　　健康医学：对生命宏观状态的把握和调控

　　当我们放下成见，从上述多个维度来审视中医、特别是经方医学时，会发现它并非不科学，而仅是其诊疗规律不能为现代解析科学所认知，其医学形态与现代解析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它出道即巅峰，是一种基于整体观和系统论的、成熟的唯象科学。它不像现代医学那样精于微观世界的剖析，却长于对生命宏观状态的把握和调控。

　　对中医或经方了解愈多，愈觉其深不可测，说“经方医学出道即巅峰”，并非指它故步自封，而是说它在两千多年前，就奠定了一种极为先进的医学模式——健康医学。它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治病”，更是“治未病”，是帮助人体恢复和维持一种阴阳平衡、气血流通的健康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体“邪不可干”，宛如明媚的阳光下，黑暗无以藏身。这种着眼于人的整体、致力于激发人体内在活力的智慧，在人类追求健康的长河中，无疑是一座高高耸立的航碑，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