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知假买假”与“合理维权”的界限

陈登辉 谢雨欣

肖先生花4000元在一家烟酒店买了4瓶五粮液，经鉴定均为假酒，于是他将烟酒店告上法庭，要求对方退还货款并支付赔偿金40000元。法院认为肖先生对购买过程录音录像，明显与普通消费者存在差异，存在知假买假的可能；根据普通消费者的通常习惯，一次性购买2瓶应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故法院认定肖先生对案涉2瓶酒有权主张十倍赔偿。（据7月22日掌上长沙）

读罢此则新闻，笔者不禁疑惑，如果说一次性购买2瓶属于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那么买4瓶就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吗？消费者购买过程录音录像就属于“明显与普通消费者存在差异”？

一般来说，白酒作为可长期储存、兼具收藏与馈赠价值的商品，其消费场景本就多元。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买4瓶酒按常理并不过分。哪怕是买了自己喝也不奇怪，毕竟酒这一商品属性特殊，越陈越香，多买上几瓶存在家里慢慢喝，合情合理。福州中院2023年审理类似案件时便明确指出：“白酒消费具有阶段性储备特性，不宜以单次数量否定消费目的。”

肖先生购买全程录音录像的行为，被法院视作“与普通消费者存在差异”，此逻辑同样令人疑惑。消费者主动固定证据本应受鼓励，但法院却将留证行为等同于“职业化操作”。试问：消费者购买贵重商品时，究竟该录音自证，还是赤手空拳赌商家人品？

知假买假与合理维权的界限确实需要厘清，但方法绝非简单以“录音即存疑”“4瓶即超标”一刀切。法院维持原判时，更应阐明关键问题：如何区分合理储备与恶意囤积？何种证据收集属正当防范？相比之下，北京三中院2024年类似判决中，通过分析购买者三年内索赔记录、商品使用去向等综合要素认定消费目的，才是真正体现司法精细化的范本。

司法的价值不仅在于个案裁判，更在于规则引领。真正智慧的裁量，应该既经得起法理推敲，又符合生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