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声不坠｜文脉长沙

　　王开林

　　壹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的《咏史诗》足够警策。

　　在勤俭方面，曾国藩看得尤为透彻：天下官宦之家，“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福泽往往只够一两代人享用就枯竭了；富商巨贾之家，勤俭者能够延续福泽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够延续福泽五六代；孝友之家根基最牢，则可以绵延福泽八代十代。

　　事实胜于雄辩。在掌舵人曾国藩的引导下，曾氏家族沿着耕读孝友的路线稳健进发，曾家后人不乏成名成家者，却少有政客，以学者、教育家居多，至今也没有偏离航向。一百多年家声不坠，放眼全国，这般福泽源远流长的大家族也是屈指可数。

　　在家书中，曾国藩叮嘱子侄不可忘本，讲的全是实在话：“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至要至要，千嘱万嘱！”大户人家的子弟就怕经受不住欲望的蛊惑，“黄金壮起荒淫志，千百锭买张招状纸”，终至败身而毁家。曾国藩开出的验方是以勤敬克骄惰、以俭朴克淫逸，家中子弟就算只能做到六七分的样子，效果也是顶好的。

　　曾国藩用家书多次敲打国潢、国荃两位老弟，因为曾国荃酷爱做面子工程，在老家筑大祠堂，建大宅院。同时期内，湖南有多位督抚大臣，曾家立此先例，实有不妥。曾国藩提醒曾国潢：“沅弟有功于国，有功于家，千好万好，但规模太大，手笔大廓，将来难乎为继。吾与弟当随时斟酌，设法裁减。”曾国潢有其优点，爽直、廉明，也有其缺点，手松不俭，爱热闹，爱招待人客，曾国藩便对症下药：“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相比曾国荃，曾国潢的表现算不错了。老兄经常敲打敲打，肯定没坏处。

　　曾国藩有个清醒的认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矩，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然。”如何齐家，如何让子孙能勤能俭，这始终是曾国藩覃思精研的重要课题。

　　曾国藩还有另一个清醒的认识：“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于是为争四分功德，曾国藩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训导子弟克勤克俭，不可懒惰奢靡。他极力提倡“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勤”“俭”赫然排在八德的首位和次位。

　　这并不奇怪，居高位、享厚禄的人大力提倡勤俭。北宋大臣、史学家司马光暮年教诲儿子司马康，惯用八字方针：“俭以养德，清以修身。”大文豪欧阳修与司马光同时代，他毕生念念不忘的母训也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明末理学家朱柏庐著《朱子治家格言》，把道理讲得深入人心，那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堪称顶级格言。

　　曾国藩从小受教于祖父曾玉屏（星冈公），牢记其嘉言实行。曾玉屏年少时游手好闲，后来幡然悔悟，专心讲求农事，开垦梯田，种谷种菜。进门喂猪，出门养鱼，亲力亲为。“凡菜茹手植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星冈公是第一偶像，曾氏家规即源于曾玉屏的八字教诲：“早、扫、考、宝、书、蔬、鱼、猪”。起早床，打扫屋子，敬奉祖先，亲睦邻里，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曾国藩将“未明求衣”视为要紧事，“一生之计在于勤，一日之计在于晨”，均非早起不可。他在家书中叮嘱道：“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

　　曾家无懒汉，八字祖训的确落在实处。

　　贰

　　同治二年（1863年）春节，曾国藩回复表弟、部将彭毓橘，专挑“勤俭谨信”四字勉励他：“勤如天地之阳气，凡立身居家，做官治军，皆赖阳气鼓荡。勤则兴旺，惰则衰颓。俭者可以正风气，可以惜后福。谨即谦恭也，谦则不遭人忌，恭则不受人侮。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久，人皆信之，鬼神亦钦之。”别人贺岁，多半写几句陈言套话，曾国藩却代之以谆谆教诲，君子爱人以德，赠人以言，由此可见一斑。

　　次年元宵节，二更后，曾国藩读《戴东原文集》，在日记中写道：“偶思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诚然，自古以来，钟鸣鼎食之家相继败落，多半是由于子孙骄奢淫逸所致。人们都知道症结在哪儿，可就是无可奈何，曾国藩总结出“家败之道”和“身败之道”共八条，他的对症之药究竟有哪些呢？

　　先看曾国藩的诗句：“富贵绮罗遭鬼瞰，忧患可以坚筋骸。”他有感于大学士周祖培教子无方，日记中写下精辟之论，大意是：夜间接到周中堂的儿子周文翕的感谢信，错别字很多，字迹恶劣不堪，大概是门客代笔，主人全未过目。我听闻周少爷平日目高于顶，喜欢信口雌黄，而丧事办得如此潦草，极为可叹。达官人家的子弟，听惯了高谈阔论，见惯了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他人的短处，这就是所谓的“骄”。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都是从“骄”字生出的弊病。豪门子弟的骄纵，又多半由于父兄得运乘时，侥幸成为了达官贵人，便忘记自己本领不高，学识谫陋，自骄自满，以至于子弟效仿其傲慢而不知不觉。我家子侄辈，也多有轻慢师长、讥弹他人短处的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根除这种恶习，努力戒断这种骄矜之气。要禁断子侄的骄矜之气，我先要以身作则，戒防内心的自骄自满，为此我愿终身自勉。

　　戒骄戒傲乃是达官本身及其子弟的首要任务。何以克骄？曾国藩给出的解药竟是一个“愧”字。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太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优，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自觉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戾气相逢。德以满而损，以骄而减矣。”以“愧”克“骄”，这味解药能否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芸芸众生如何往“愧”字上用足工夫？一要扪心自问，二要反躬自省，毕竟短缺良知并不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令人受饥犯窘。

　　叁

　　湘军大本营和两江总督署移驻安庆后，湘乡老家一亲戚千里迢迢到安徽投靠湘军大帅、两江总督曾国藩，他行李简单，衣服上还打了一摞补丁，人前少言寡语。曾国藩见他质朴本分，打算让他随军当差。有一天，他与这位亲戚同桌吃饭，饭里面有几粒稗谷，这个亲戚一一挑拣出来，排放在餐桌上，显得格外扎眼。曾国藩没说话，也没皱眉头，饭后不久，即备好川资，把这个亲戚叫来，安排他明天回家。这个亲戚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说错了什么话，还是做错了什么事，心里感到委屈，就满眼疑惑地望着曾国藩，急于弄明白自己不受待见的缘故。曾国藩也不想让他犯着嘀咕回家，就告诉他：“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从碗里挑去稗谷，这个举动很反常。你既不是有钱人，又未曾做客于外乡外地，放下家中的农活来到军营，才不过一个多月，就开始挑三拣四，湘乡老家的人怎会如此挑剔？我担心你出了家门就忘本，留下来在军营里当差，反而有害无益。”朴实的本质可能会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曾国藩对此警惕性很高。湘乡亲戚吃饭时挑拣稗谷本是小事一桩，但这个苗头不好，所以曾国藩改变主意，打发他回家务农。

　　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了曾国藩的食单：“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蔬，凡五品……”两荤三素，相当清俭，可见曾国藩不是贪享口福之人。赵烈文还发现曾国藩的常馔中没有鸡鸭，就问他是否吃火腿。曾国藩回答说，厨房没有火腿，以前有人送过，他一概不收，后来就没人再送了。他喝绍兴黄酒，也只零沽，不买整坛的。家用食具皆为陶器。赵烈文感叹道：“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赵烈文赋诗《奉怀湘乡相侯师》，其中有句“木榻风灯一老儒”，纯属写实风味。同治四年（1865年）夏，曾国藩写信告诉儿子曾纪泽，他晚饭只吃肉汤炖蔬菜一二种，味美无比，菜不必贵，适口则养人。

　　曾国藩官居极品，担心子孙长处于富贵之乡，习惯过寄生虫的生活，渐渐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致书四弟国潢、季弟国葆，讲得清清楚楚：“我在军中决不肯多寄银回家，改向来之样子。一则因父母在时我未多寄，二则因百姓穷困异常，我不忍独丰也。”他要求子弟保持寒士家风，以傲为凶德，以惰为衰气：不许大声骂仆从，不许赖床睡懒觉。他要求子弟于“福”“势”之间留有余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就是惜福；少管闲事，少断是非，自然就不会仗势欺人。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从“公平”的角度看待问题，向儿子指出富贵难以长久的道理：“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在勤俭方面，曾国藩教诲儿子，可谓以身作则，他长期官居一品，饭食起居，仍恪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要想家运久长，福泽绵远，就要将勤俭做到实处，在这方面他是言行一致的。

　　曾国藩嫁女，最见真章，妆奁一律确定为二百两白银。同治元年（1862年）夏，曾国藩致书金藻，谈及嫁女一节：“弟于去冬今春夏连嫁三女，每次用嫁资二百金，包诸所有，另备酒席及途费五十金，此亦勉强行之，悍然不顾。若稍恤人言，便不能如此简省。”参照当时一品大员每年养廉银高达二万两白银的手面，就算是战争期间会打些折扣，二百两白银的妆奁仍显寒碜。身为满叔，曾国荃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每次都要馈赠一笔银子，为侄女添奁。曾国藩的俸禄多半用于其他要紧的地方，比如救济亡友邵懿辰和义士沈衍庆的家属，还负担他们子女的教育费用，凡此种种，情义自现。同治四年，为纪念湘军阵亡将士，曾国藩牵头捐建金陵昭忠祠，个人单次捐出五千两白银，堪称大手笔。

　　肆

　　曾国藩不仅以曾家子弟的骄惰为虑，也以曾家妇女的奢逸为虑。

　　同治七年（1868年）夏，曾国藩为夫人、儿媳和女儿制订功课单，翌日附上16字口诀：“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功课单中，分为“食事”“衣事”“细工”“粗工”四类，均须定期抽检。

　　欧阳凝祉是曾国藩的恩师和岳父，坐馆课徒，舌耕40余年，疏于治生，临财不苟，谢绝馈赠。曾国藩的发妻是欧阳凝祉的长女，她粗通文墨，会下围棋，精于纺织，是一位实打实的贤内助，为曾家生了三子（一子夭折）六女（一女夭折）。据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在光绪三年追记，欧阳夫人口碑极佳，久已跻入高官贤内助的名谱，以勤俭著称。

　　欧阳夫人非常能干，举一事为例：生曾纪鸿时，“断脐及一切事”都是她“亲手经理”。操持家务，教育子女，欧阳夫人的成绩单都很漂亮。曾国藩担心家人的“官念”难以断根，他写信叮嘱欧阳夫人：“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明明是封疆大吏的家人，却要他们忘掉这个身份，只安心过平民百姓的小日子，这是不是很难？“家中妇女大小皆纺织，闻已织成六七机”，欧阳夫人带头示范，勤俭的家风蔚然而成。曾国藩幺女曾纪芬著《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于闺门谨肃、家风俭朴多有涉笔。同治二年（1863年），曾纪芬的三姊曾纪琛住在两江总督署，身边没有婢女使唤，从安庆花费十余吊钱买了一个小丫头。曾国藩知道后，大加申斥。“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媪也。”一品大员的媳妇和女儿必须自己梳头，在当年传为奇闻。

　　欧阳兆熊在其笔记《水窗春呓》中写道：曾大帅驻节安庆时，欧阳夫人与大儿媳刘氏每晚都有额定的功课：纺纱四两，二更时分收工。某夜，欧阳夫人纺纱到了三更，曾纪泽已熟睡。欧阳夫人对媳妇刘氏说：今天给你讲个笑话醒醒瞌睡如何？有位婆婆带领儿媳纺纱，到了深夜还不歇息，儿子怒骂纺车声音聒耳闹心，使他不得安眠，放出狠话，要击碎纺车。他父亲在房中应声唱和：“我儿可将你母亲的纺车一并击碎为妙！”

　　翌日清晨，曾国藩在餐桌上复述了欧阳夫人所讲的笑话，“座中无不喷饭”。总督夫人夜夜纺纱，不免令人咋舌，也令人肃然起敬。两江地区的某位官员闻之赞叹不已，为了“破除官场家人骄惰之习”，他特意添置纺车，强迫自家夫人效仿，结果“终日不能成一纱”，化为笑谈。总督夫人崇尚俭朴可能是不得已的，有时候，欧阳夫人“手中竟无零钱可用”，实情就是如此，并非杜撰。曾总督天天为军饷匮乏犯愁，常以苏东坡的诗句“饥人忽梦饭罾溢，梦中一饱百忧失”解嘲，把钱都用到刀刃上去了，欧阳夫人贤惠，体谅夫君的不易，就只能想方设法开源节流。

　　曹操临死之际，仍口授《遗令》，念念不忘分香卖履。晋代名士陆机撰《吊魏武帝文》，对这位大奸雄“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不以为然，认为他罔识性命，过于纠结于细事。曹操与曾国藩都是“内圣外王”的典型人物，他们治国平天下时运用铁腕，心肠狠辣，未必可爱；他们的可贵之处体现在别的地方，勤俭就是其中之一。曾国藩官居极品，竟腾出心思来为媳妇、女儿制订“功课单”，遗嘱中吩咐儿子“谨守勤俭孝友家风”，这就难免会被某些高门大户的子弟嘲笑为“吃饱了饭撑的”。不管你是否喜欢曾国藩，只要你拥有一颗平常心，就不会对他这方面的言行嗤之以鼻。

　　伍

　　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十一日，曾国藩48岁生日，曾国荃到南昌为兄长祝寿，午宴摆了几桌满汉席。饭后老兄送老弟上船，与他讲世家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多置良田美宅，也不在多蓄书籍字画，而在于能够自觉树立子孙多读书、无骄矜习气。这番话明敲暗打，要老九戒奢戒骄。曾国藩不爱良田美宅，不重古董字画，这些恰恰是老九所爱重的。

　　同治七年正月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接沅弟信，知纪官侄于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兄弟共得五孙，丁口渐盛，只望儿侄辈读书，少有所成，将来孙辈看作榜样，便是世家好气象。若儿侄辈不能发奋用功，文理不通，则榜样太坏，将来孙辈断难成立。此中关键全在纪鸿、纪瑞二人。吾家后辈之兴衰，视此二人为转移也。”这年，侄子曾纪官双喜临门，得子之后不久，县考得了案首（第一名），伯父曾国藩的喜悦溢于言表：“吾每虑吾兄弟功名太盛，发泄殆尽。观近年添丁之渐多，子弟之向学，或者祖泽尚厚，方兴未艾，且喜且惴惴也。”三年后，侄子纪寿又取得县考案首。曾国藩屈指一算，曾家三辈人里已有九位考中过童生，八位得过县考案首，只有自己未能尝到案首的滋味，“上两辈皆极难，纪字一辈则得之稍易”。

　　唐朝贤相张九龄赋诗《感遇》，道是“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世家甚好，人言可畏。同治二年深秋，曾国藩致书四弟国潢，叮嘱再三：听说十月十九日家庙落成，将由县城叫省中戏班来志庆。我认为我家正值鼎盛之际，此等地方总宜收敛，不宜过于发扬，望弟时时留心。嗣后，曾国藩听说湘乡荷叶塘家中四人大轿使用率高，驰书制止：家中坐轿的人太多，我听说纪泽也坐四人大轿，这万万不可。老弟何不严加教责？即便是老弟也只可偶尔坐一回，常坐则不可。当年的四抬大轿相当于今日之豪车，格外打眼。

　　高官子弟好虚荣，好炫耀，都不是好事，他们尝到甜头之后，就会得寸进尺，骄奢之后必然淫佚。曾国藩还做了一番横向比较：湖南现有总督四人，都有子弟在家，都与省城各署来往，未听说有谁坐四抬大轿的。我昔日在省城办团练，也从未坐过四抬大轿。由此推断，凡事都应当存有谨慎俭朴的定见。

　　曾国藩写过一副对联给四弟国潢，上联是“俭以养廉”，下联是“直而能忍”。曾国潢管理家业、襄赞地方公益均喜欢大手面，这就背离了曾国藩倡导的爱惜物力的寒士家风。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强调“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还要求国潢在家见客不宜多，“总之，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对于老大的指示，老四不敢顶撞，多少有所收敛。老兄官位大了，老弟调子高了，时时处处顾体面讲排场，节俭就绝非一件容易事。曾国藩明知家中的轿夫、挑夫由三名增至十余名了，他还是力倡俭朴，要国潢牢记“有减无增”四字。他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弟与沅弟皆能勤不能俭，余微俭而不甚俭，子侄看大眼吃大口，后来恐难挽回。弟须时时留心。”后来，他有个更清晰的对比：“余于‘俭’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尚无五分工夫。弟与沅弟于‘勤’字做到六七分，‘俭’字尚欠工夫。”

　　在清代，耕读之家多半都爱做金榜题名的美梦。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六月初，曾国藩就给子侄定排行，以“甲科鼎盛”四字为序，每字10人，比如曾纪泽是甲三，曾纪鸿是科一。曾家确实成为了世家，子孙中出息了不少学者、科学家和教育家，他们留学的费用，多半靠曾国荃极其厚实的家底来支应。曾国藩提供的是勤俭持家、质朴做人的精神衣钵，确保曾氏家族一百多年不衰微。二者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同治六年（1867年）秋，曾国藩与赵烈文有段对话值得留意。赵烈文说：平日总见恩师身边由勤务兵干细活，左右没个灵巧的人，以至于饮食菲薄，衣服破旧，夜里仅有一灯荧荧，在木榻上独坐，我扪心自问，断断不能做到这么清苦，因此不免望洋兴叹。曾国藩回应道：这只是古人的末节，何足惊讶。我曾说阔人不能不摆架子，但不要过分，过分了就会令人欲呕；寒士不能不求人援手，也不要过分，过分了就全然丧失了骨气。世人多有讥笑韩愈的文章和杜甫的诗作中乞怜太过，我认为两公虽求助于人，而骨气自在，寒士本分，无足讥议。

　　曾国藩视“勤俭”为古人高风亮节的末节，但末节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用于修身，用于齐家，均大有裨益。

　　同治七年二月底，曾国藩动手修订“居官四败”和“居家四败”，对于官员本人及其子弟而言，堪称警钟长鸣：“昔年曾以居官四败、居家四败书于日记，以自儆惕。兹恐久而遗忘，再书于此，与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败：曰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居家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仕宦之家不犯此八败，庶有悠久气象。”曾国藩的话究竟有几分道理？我们要验明其成色，办法很简单：任意挑选出古往今来身败名裂的贪腐作恶的官员及其骄奢淫逸的家庭成员，看看他们的行为，谁的罪过和下场没被“居官四败”和“居家四败”说中？由此可见，曾国藩重申“居官四败”和“居家四败”，绝对不是做无用功，更不是自己吓唬自己。

　　及至暮年，曾国藩通过家书劝导两位老弟：“仕途巨细，皆关时运”，但家事应当“以尽人事为主”，不可拿运气做挡箭牌。治家用心得当、用力得宜便可齐家，“人事”首推克勤克俭，不管是有运气无运气，行之不懈，总会远胜于懒惰奢侈、坐吃山空。

　　曾氏家风，贵在几代人保持不坠。曾国藩去世之后，曾纪泽主持家政，尽管在家人的零花钱方面他放宽了些，但距离奢靡仍然遥远。曾宝荪是曾国藩的曾孙女，是曾纪鸿的孙女，是曾广钧的女儿，其回忆录给读者提供了极佳的视角。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广钟护送侄女曾宝龄、曾宝荪到上海求学，姐妹俩考入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曾宝荪写道：“我们真是初出茅庐的土包子，加之我家世代俭朴，所穿的衣服都简陋非常，到此十里洋场，实在自惭极了。”人所共知，曾国藩不耻恶衣恶食，苦亦如之，乐亦如之。曾宝荪多年受家风熏陶，一旦置身于上海十里洋场，难免会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这说明曾家后人的精神境界相比先人还是有些退步的。

　　曾国藩的幺女曾纪芬一生恪守唯勤唯俭的家训，年至耄耋，不满于民国社会的奢靡之风，口述《廉俭救国说》，号召女界同胞以廉俭为己任：“妻励其夫，母诫其子，姊妹劝其兄弟，咸牺牲个人之欲望，群策群力，以廉救国，以俭拯民，以不欺安群而和众。期以五年，国防固矣。”她将廉俭视为国防之坚垒利器，以其重视程度而论，相比严父曾国藩，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