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 | 没有争论就没有批评

■孟繁华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向西方学习业已成为宏大的时代潮流，西方繁复的文学观念和方法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文学视野，也以镜像的方式清晰了我们的文学位置。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源于西方文学基础产生的西方文学理论，也遇到了他们自身的纠结或难题。因此，西方文学理论在阐释文学共通性问题的时候，确有明快和通透的一面，但是，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学也总会有其特殊性。面对“特殊性”的时候，仅凭西方文学理论往往捉襟见肘词不达意。早在上世纪90年代，曹顺庆就提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问题。曹顺庆对“失语”的解释是：“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因此，当下的中国文论不能有效地解决文学批评问题。20多年过去之后，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愈演愈烈。于是，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我经常向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方向张望，希望能够从他们从事的研究中汲取新的资源和方法，特别是身边一些优秀的古代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常常让我耳目一新深受启发。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文论研究，尤其是古代诗学研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这些学者的具体研究不是空泛地站在云端说话，而是发掘了相当丰富的、值得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吸收的本土理论话语资源。

　　在这方面，我觉得文学创作做得比文学批评好。比如先锋小说家余华、格非等，他们适时地放弃了纯粹的先锋文学立场，重新回到了正面写小说和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个“回归”，已经不是原来的现实主义，而是综合了古今中外各种表达手段。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他们就不是今天的余华、格非。特别是莫言，他一再强调作家是个“讲故事的人”。《晚熟的人》看似有“白话小说”或世情小说的路数，但它是“旧瓶装新酒”，小说的观念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它是现代的。

　　如是我想，如果我们的文学评论也能够回过头来，向传统文论学习，一定会有新的气象。现在大家经常议论胡河清的评论，就是因为胡河清在熟悉现代西方文论的情况下，能够结合本土的文学理论资源，对文学作品或潮流现象，做出具有本土性的阐释，所以他独树一帜。当然，造成文学评论今天这样的现状，有多重原因，学科间的不对话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所谓的文学理论、文艺美学，它们都是高高在上的学科，他们每天谈天上的事情，宏大又神秘。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这么多年，这些学科究竟有什么发展？他们为文学批评提供什么样的新的知识和可能？他们对当代文学的现状有多少了解？如果文学理论不能为阐释当下文学提供新的话语，创造新的范式，那么，这样的理论只能沦为课堂知识学。我们从未企望文学理论一定要切合批评实践，它有其“无用性”，但理论如果只是一味地空转，可能我们就不再需要它。当下的文学世界，早已不是理论家的世界，无论“耶鲁四人帮”还是杰姆逊等，他们都是批评家，他们都有具体的阐释对象，他们没有离开具体的阐释对象说话。这是需要理论研究者注意的。

　　但有的朋友恰恰在强调“文学理论”的“帝国化”。按照他们的理解，要么文学理论已经解体，被分解到或“帝国化”到其他学科中，如是，文学理论已不复存在；或者，文学理论在“失语”的语境中，一直没有找到自身能够自我确证的位置而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当他们强调文学理论“帝国化”或扩张的时候，他使用的材料恰恰不是文学理论著作而是文学评论著作。这一错位，不仅使他的文章内部矛盾百出、问题丛生，还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是一个批评家的时代，文学的理论和与文学相关思想的提出，是文学批评家而不是文学理论家。因此，那个所谓的文学理论“帝国化”或扩张化，已经是无源之水。无论哪种情况，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遭遇了很大的问题。所谓“帝国化”或理论边界的扩张，是一个永难实现的理论幻觉。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近20年过去之后，那种“帝国化”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起码在中国我们还没有见到。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所处的失语状态没有任何改变。文学批评虽然也有很多问题，甚至在短时间里还有很难克服的问题。但文学批评面对的还是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的言说还是“及物”的。因此，讨论中还不时地会总结出一些有见识的观点或质疑，诸如：“小说是写不可能的事情”、小说的“有意思”和“有意义”的关系、诗歌创作要抵抗“碎片化”的生活，文学要写出情感的深度等命题，是在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中提出的，这些鲜活又有时代性的命题，是作家和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在考察了大量当下文学作品之后或创造实践中提出的。我不只是批评文学理论没有方向的不知所措，因为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也比比皆是。但是，文学批评还有反省和检讨自己的意愿，而没有像文学理论那样为自己做毫无说服力的辩解。多年来，各个学科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现在到了相互对话、相互补充的时候了。如果还是“山头”心理，我们面临的情况只能更糟糕。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都伴随着激烈的与文学相关的各种论争，论争极大地激发了理论和创作的灵感，从而推动那个时代文学向更积极、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反观近20年来的文学，岁月静好，风平浪静，随波逐流是这个时代文学最看不得的景观。因此，打破沉寂，敢于正视与文学相关的各种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的文学充满生机地参与到伟大的时代变革中来。

　　（《文艺报》 2020年12月16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