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0年特别报道 骆晓戈：“没有高考，就没有现在的我”

      人物简介：骆晓戈，女，1952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1968年初中毕业于长沙四中。先后赴湖南省沅江和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插队。1975年回长沙某工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主人翁》编辑(1982)、《湖南文学》编辑(1984)、湖南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7)，《小溪流》主编(1995)、湖南商学院中文系副主任(2001)，女性研究中心主任(2003)。现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2016)。

　　自1976年发表诗歌作品以来，诗作发表于各类报刊，入选诗选30余种，并被翻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的海外诗歌选集，出版诗集《乡村的风》、《鸽子花》、《挎空篮子的主妇》，小说集《长成一棵树》、《山那边的橡胶林》等，散文随笔评论集《女书与楚地妇女》、《尴尬的温柔》、《潇水流域的江永女书》等专著(编著)累计20种。主编国家“十一五”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女性学》，曾承担多个中国妇女研究相关的研究课题。

　　长沙晚报掌上长沙7月21日讯（记者 徐媛 实习生 王姣姣）每年高考时，面对一张张奔赴考场的青春面孔，难免会唤起“过来人”的回忆，那些与高考有关的往事一如潮水涌上心头，激荡人心。

　　骆晓戈也是其中的一位，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近日，她回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与我们分享她的喜怒哀乐。她是一个诗人，一位教授，同时也是一个通过高考而成长的人。在她的高考故事中，我们能看到许多人的影子。

　　“早出生一个月，就无缘高考了”

　　1964年骆晓戈小学毕业，1966年读到初二的她就算是初中毕业了。由于父母被审查，她没有选择留下念高中，1968年12月她就和几个小伙伴一起下乡到湖南沅江当知青。因为年龄比其他同学小，个头也是最小的，劳动力弱，所以生产队的记工员评估她只能记2个工分，全劳力是10分工分，2分工，意味着分不到口粮。她们一起住在用芦苇杆和泥巴做成的房子里。“天很冷，用泥巴糊的房子一下子就进风了，那里的水也很脏, 我们一个月都不敢洗澡。”她回忆道。没过多久，她又来到广东化州橡胶农场，在托儿所照看孩子，到小学当老师，一呆就是六年。在这六年里她并没有放弃写作，她说：“我最开始的写作就是源自这里，就是从给孩子们教儿歌，编儿歌，写教案开始的。”

　　1975年返城，她来到湘南皮件厂做工人，每天只能面对机器不停地切割做行李箱用的材料，即使在这样枯燥乏味的工作环境中，她也没有想过要放弃写作。在工作之余，她就跟着爸爸唱和(当时父亲已经得到平反)，学写古体诗。1976年，毛主席去世，很多出版社到湖南来约稿，想寻找一些悼念毛主席的诗歌。那时候，长沙市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找到骆晓戈，让她去参加写作班学习新诗写作，当年，她凭借着自身的才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湖南日报》发表了20多首诗。

　　1977年恢复高考，得知这个消息时，骆晓戈激动得睡不着。她回忆说，当她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觉得难以置信，全国的“老三届”都迎来了一个改变人生命运的夏天。她想，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机会了，“不管怎么说，我都要放手一搏了。”然而期间发生的两个小插曲却真真让她捏了一把汗。

　　根据当时的规定，于1977年8月31日之前满25岁的学生不能参加高考。当时的骆晓戈非常庆幸，因为再过一个月就她满25岁了，“如果再早出生一个月，我就无缘参加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的冬季高考了，真是好险啊。”骆晓戈沉浸在回忆里，言语中还隐隐透露出当年的紧张。

　　尘封了11年的高考重新启动，让在山村、农场、工厂、矿山、营房和学校工作的众多知识青年再次活跃了起来。考生们从各个角落搜出布满灰尘的课本、用针线和废报纸缝起来的练习本以及写字时断断续续的各种小笔头，高考让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再次燃起了斗志。

　　高考结束后的骆晓戈一边工作一边等待高考的结果，久久未到的体检通知单又一次让骆晓戈心情忐忑。在湘南皮件厂里，和她一起参加高考的同学都陆陆续续拿到了体检通知单，她看着别人的通知单，内心很不是滋味儿。“我觉得自己考得应该还不错，但是就是没有见到我的体检单，没有体检单就算成绩好也不一定会被录取。”

　　最终，好心的工厂同事决定找亲戚帮她探个究竟，终于找到了她的体检单。同事说她的体检单就放在办公桌桌子的边缘，差一点就要掉落到桌子与墙壁的夹缝中。“如果当时掉进去了，很可能我就被遗漏了。”她感慨地说道。

　　一张准考证让她彻夜难眠

　　1977年恢复高考后，骆晓戈与弟弟一同参加了当年的高考，11年没有再进过课堂学习的她凭借自己的努力一举考入了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骆晓戈回忆，当时离高考越来越近，只剩半年的时间，完全没有念过高中的骆晓戈只能自学参加考试。于是她从弟弟那里借来了高中数学教科书，每天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令带她的师傅和师姐都十分感动。因为环境嘈杂，很难静下心来看书，于是她向厂里请了近一周的假期，回家复习。她把高一到高三数学教材上的例题全部做了一遍，夜以继日，所有的公式和笔记都被她干净利索地浓缩在了三张纸上。

　　她自豪地拿出40年前的那三页已经泛黄的笔记。从三角函数到立体几何，每一章都写得整齐清晰，字体秀气。她当真做到了把书读薄再读厚，40年过去了，这三页数学总复习大纲和大学时期的听课笔记本还像是宝贝一般被她好好珍藏。

　　“原本以为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学生再也没有参加高考的机会了，很多同学早已不抱希望，我中学念的是女校，女同学多数都结婚生孩子了，从来不曾想过自己还会有领到准考证的那一天，一切仿佛就像做梦一样。”她说着眼角渐渐变得湿润。

　　提起1977年的高考，使她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当她站在一个小窗口前，排队领取准考证的那一刻了。她颤颤巍巍地接过上面写有自己名字、贴有自己照片的准考证，内心无比的感慨。

　　高考前夕，她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中反复出现自己领取准考证时的画面。她开始猜测明天的命题作文是什么题目呢?觉得领准考证是一个难忘的细节，如果考的是与这个细节相关，又该怎么写呢?“当我第二天拿到作文题《心中有话对党说》时，一瞬间觉得自己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倾泻出来，有太多的话了，前一晚就已经构思好了的我把自己的所感所想全都一股脑儿的写了出来。”骆晓戈说。

　　“高考让我成为了更好的我”

　　从小深受父母的影响，骆晓戈相比其他同学来说，对古典诗词有更多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也有更多的诗词储备。所以，1983年她就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乡村的风》。当年，这一本诗歌集销量很高，出版不久就发行了6万多册。

　　恢复高考后，国家推行大学生毕业分配的政策，这就意味着考上大学的这些人就端上了“铁饭碗”。然而当年的77级大学生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当时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氛围是很浓的，同学常常在课堂与老师讨论问题，以至于下课铃响了，课堂教学还没有结束。那时的同学上课都争着坐在前排，每一节课都认真做笔记，没有做笔记的就找同学借。由于高考的恢复，参加高考的考生年龄不一，当时，骆晓戈所在班级里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有30岁。

　　大家一直在说，高考改变命运。同样，40年前的那场高考也改变了骆晓戈的命运，对她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有机会继续学习，继续进行文学创作，有机会、有能力去做文学编辑、主编、大学教授。“如果没有当年的恢复高考，可能我也不一定是现在的样子。”骆晓戈感慨地说道。